知名殡葬研究专家、上海理工大学教授乔宽元先生于2019年11月18日因病辞世。这对殡葬界来说，是莫大的损失和哀痛。
2018年11月初，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教授马金生曾利用到上海参加学术论坛的机会，专门去探望在家养病的乔老师，顺便完成相约已久的口述访谈。这次见面后不久，乔宽元先生根据当天谈话写成一篇口述自传——《“我俨然是个殡葬界的人”》，记录其从事殡葬科研的经验以及对丧葬民俗的思考。
“这些经验和思考应及时面世，尽早产生它应有的影响。”马金生说。11月22日，澎湃新闻刊发该文。
中国社会报《殡葬周刊》现转载此文，以纪念这位和蔼可亲的长者，一位将退休时光完全献给殡葬事业发展的思想者、求索者。
正如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在唁电中所言：“斯人虽去，精神长存。乔宽元同志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将激励我们和殡葬界同行为完善我国‘逝有所安’制度继续奋斗。”
我俨然是个殡葬界的人
乔宽元
我涉足殡葬界有20余年，主要参与了三件事：殡葬科研、殡葬教学及参与办“丧葬民俗研究”杂志。亲历了、参与了，也见证了我国殡葬特别是上海殡葬在改革开放中的历史性巨变。
今天我想谈谈殡葬科研的一些事。20年来，我参与殡葬科研项目较多，基本没有间断过，成为我科研生涯中的又一个“特色”。研究内容涉及“硬”的方面，更多的是“软”课题，既有本市殡葬战略、规划类，也有法规建设方面，是宏观的；在微观方面，涉足殡仪馆及公墓的发展研究及项目咨询策划，内容较多，跨度较大。完成这些课题需深入殡葬业中，甚至还要了解一些“隐秘”的情况，不然就隔山打牛了。对殡葬界来说，我是个“业外人士”。我的这个经历，也可在一个视角表明殡葬行业越来越对外开放了。
当今社会上，不少人对殡葬行业仍不了解，也有偏见，有的人至今不愿与殡葬工作者握握手，更不愿说一声“再见”了。但进行殡葬科研必须如游泳中的潜泳，应扎在深水中，不能“水上漂”。不仅要深入了解殡葬业的“内情”，还应参加某些殡葬服务环节，如给逝者更衣、美容，火化、拣骨等，才能正确认识殡葬。因此，我们高校教师必须首先克服忌讳心理，排除社会对殡葬的“另眼相看”，方可在殡葬科研中长期坚守，有所作为。
对我们高校教师来说，把殡葬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持续进行深入研究，客观上也存在不少实际问题。比如：专业是否对口，研究成果能否被学界承认，研究论文能否发表，对年终考核、职称评定有否影响等等，这都涉及教师的切身利益。关于殡葬研究的文章几乎没有一本核心期刊愿意刊发的，有的杂志社一看到涉殡文章就退稿，这意味着研究成果不被社会承认，既影响考核也影响晋升，这对中青年教师来说是很有杀伤力的，难以使他们专心投身殡葬研究。这也是为什么改革开放40年了，在一个年死亡人口达900多万的殡葬服务业大国中，长期坚持殡葬研究的高校教师少之又少的重要原因；这也是为什么仍要呼请学界及社会各界，对仅存的坚持殡葬研究的中青年教师，给以更多关心和支持的重要原因。
我国科研中“两张皮”的问题长期存在。企业界对高校科研存在某种看法，认为这是“出钱买鞭炮让人家放”，还要“泄漏机密”。高校教师发表的论文量很大，但有的远离实践、远离行业，书生空谈，不那么受企业界欢迎。多年来，殡葬行业受到过来自个别高校教师的“高调指责”，有的说一通就走人，听上去很痛快，但所说的与殡葬实际相距不少。这也是一种“两张皮”。从殡葬科研的视角看，如不解决“两张皮”的问题，殡葬界就难以用得上你的成果，也没法用；对高校来说，殡葬科研也就难展开，更难深入，只是站在门外“空议”，耍嘴皮子。因此，解决好这“两张皮”十分紧要。突破口在哪儿？在我们高校教师这一侧，其中，急迫需要解决的是殡葬科研的运作模式。
长期以来中央强调科研要“产、学、研结合，以产为主”。我进殡葬行业开展殡葬科研前，大致有20年时间从事科委下达的软科学项目，深深体会到产、学、研结合的重要性。为此，我参与殡葬科研后，将之移植过来转变成为“殡、学、研结合，以殡为主”。常年的实践表明，“三结合”易，实现“以殡为主”难。其中的关键点，是如何切实把握“以殡为主”上，不仅要求我们教师放下身段，向殡葬工作者学习，向实践学习，还要求在研究过程中突出“主”、依靠“主”、为了“主”、服务“主”。这既涉及世界观，又涉及方法论。
新世纪初，我就这个问题向顾基发先生请教。他指出，开展重大政策研究，必须要研究“物理、事理、人理”，还要强调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他以参加北京市发展战略研究为例说，学者拿出的调查结论报告，政府难采纳，因对复杂的社会系统缺少认识，一是一，二是二。因此，他告诫我：“凡涉及重大决策的课题，必须要有领导参加，不然容易失败。”像北京市发展战略这样的课题，“如市长不参加，我就不参加，不然是装门面的，白研究”。顾基发先生的一席话，对我的启发很大。我们参与的殡葬研究大都是决策咨询类的课题，如要将课题成果落地，必须要殡葬单位第一把手出场，不然仅是“一纸报告”而已，难以取得效果。基于对殡葬科研课题基本属性的认识，凡我们参与的殡葬课题，均由殡葬单位主要领导任组长，并有殡葬单位骨干共同参加，努力使研究过程变成共同研究、共同学习的过程，这为的是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也为的是培养人及成果的运用。这一招，看似平常，实为非常重要，从而也让殡葬单位“给别人做”的课题转变成了“给自己做”、“由自己做”的课题，“鞭炮”给自己放了，大大地提高了搞科研的积极性，科研投入有所增长。捅破了“两张皮”，掩着“门”就开了，“三结合”也易于实现了。
人才是殡葬改革全面推进、殡葬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以殡为主”的“三结合”的殡葬科研运作模式，有力推动和加速了一批既懂殡葬理论、又能实干的殡葬骨干队伍的培养及成长，使他们不仅有科研成果、有论文，还有公开出版的专业著作。这种令人鼓舞的盛况，在中国殡葬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十分有利于殡葬行业社会形象的改善，也有利于殡葬改革的高水平深化。
我本人涉足殡葬行业是在退休前夕。那时，我将是一甲子的人，也获得了6个部、市级科技进步奖，没有评职称、年终考核等的负担，“一身轻”，对于功名之类看的比较淡，这很有利于我轻松进入殡葬行业；又因我有参与上海市科委下达的科研项目的较多经历，使我在殡葬行业中顺利运用“三结合”科研运作模式有较好的基础，也有利于推动形成殡葬科研的上海地方特色。
殡葬改革40年中，前20年，上海殡葬行业比较重视“工作研究”，写“工作总结”、“调研报告”是常见的事。在世纪之交，新世纪新时代发展要求将单纯的工作研究上升为科学研究，这对殡葬行业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那时，本市殡葬工作者的平均学历刚踩入高中线，研究生毕业凤毛麟角。还有一些老殡葬，很能吃苦，很有贡献，但学历在小学层次上，并不清晰意识到殡葬科学研究是何物，这也是很自然的。我们高校教师参与殡葬科研时，决不能显摆自己有多高的水平，更不能居高临下，横加指责。
我们面对当年殡葬界的实际情况，既采用了“殡、学、研结合，以殡为主”的科研运作模式，又采用课题汇报会、研讨会、报告会、培训等多种方式，生动活泼，丰富多彩，让更多的殡葬员工了解、参与到殡葬科研中来，共享科研成果，使科研成为提高员工理论水平和精神境界的一个重要抓手。同时，应该理解，从殡葬干部到殡葬员工，日常工作十分烦忙，超负荷运作是常态，缺乏思考殡葬发展中深层次问题和殡葬理论问题的时间，长此以往，容易陷入事务堆中。为此，我们又运用“研究简报”等的形式，一期又一期，仅3—4页纸，语言通俗，便于殡葬人阅读，使他们在百忙之中增加了关于殡葬理论最新成果的阅读量。殡葬人是天天要与逝者、坟墓打交道的，极易带来不良心理。高校教师进入到殡仪馆、公墓，与他们平起平坐，一起思考、一起搞科研，又让他们挺起胸来站到本领域研究的最前沿上，这对改变殡葬人“低人一等”的心态，消除社会上的殡葬歧视也是有帮助的。
上海市科委十分支持殡葬科研的开展。早在上世纪末就下达了有关火化炉技术攻关的科研项目，创下了地方科委立项支持殡葬单位开展殡葬科研的第一次。继后又连续在软与硬两个方面下达科研项目，有关可持续发展的“殡葬清洁生产研究”就是其中之一，成为了绿色殡葬理论的滥觞，为绿色殡葬的持续推进打下了理论基础。
上海市民政局高度重视殡葬科研工作的开展，不仅支持殡葬单位立项开展科学研究，鼓励增加科研投入，并且，上海市殡管处也破先例直接拨经费，由处领导直接负责，科室人员参与，与高校紧密合作开展殡葬项目科学研究。从2002年开始，处领导更换了几任，但一任接着一任，长期坚持搞殡葬科研，不断规范化，这是难能可贵的，也可以说是发生在殡葬改革中的一个大事件。从2017年开始，上海市民政局将长期从事殡葬科研的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升格为“上海市民政局科研基地”，颁发了铜牌，并将殡葬科研项目纳入民政科研的总盘子中，又组织了一批资深专家从科研选题、研究过程监控及成果验收等的关键环节进行科学管理。这从运作模式来说，己从原先的“三结合”发展成为官、殡、学、研“四结合”了。可以说，这已成为殡葬科研的上海特色。“四结合”下的首个课题“海葬常态化运作模式”，被评为2017年度上海市民政局财政立项课题十佳课题，位列榜首，市局又向民政部推荐，该项目被评为民政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在上海市民政局的领导下，上海市殡葬服务中心也几乎成为了本市的殡葬科研中心，成立20年来，特别是前15年中，取得了“现代殡葬研究”（民政部下达，上海承担其中的3个课题）、《上海殡葬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上海科技基金项目）等一系列科研成果。就殡葬出版而言，拥有20本著作的“殡葬学科丛书”（朱金龙任主编），由社会出版社相继出版。涉及殡葬30个方面的“殡葬实务丛书”（王宏阶任主编），由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相继出版，等等一批著作，在殡葬史上写下了精彩一页。这些著作是殡、学、研相结合的成果，不少著作采用了“双作者制”，体现了殡葬界与学界共同研究的特征，我也亲历、参与了这一编撰过程，为此作出了努力，这是十分幸运的。
殡葬史是人类史的组成部分。学习殡葬史对我们有重要意义。一部殡葬史少不了遗体（及骨灰）处理的历史叙述，不同葬式的演变均为遗体（及骨灰）处理的不同方式的变化。我学习殡葬史得知，人类在演进中的绝大部分岁月中，是无有葬的，更是无有墓的。现有的殡葬史是无葬——有葬的历史。人类的未来，是否会呈现出马克思肯定否定规律所揭示的在高层次上重演无葬的历史？从而完成由无葬——有葬——无葬的否定之否定？国际上最新的遗体处理技术发明表明，这是完全可能的。上海正在试行生命晶石研制，也给我们透露出未来殡葬发展的新启示。这是我学习殡葬史的一个心得，使在殡葬研究中时刻把握殡葬发展在历史长河中的方位，揭示历史的必然性，避免囿于当下流行的墓葬方式，推动殡葬改革的不断深化。
从事殡葬科研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保存与不保存是一个对子，涉及人类的基本选择行为。人类对遗体的保存行为发生在几十万年前。在上海，早在30年前就实现100％火化了，遗体不保存了，开始了保存骨灰，选择行为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在当下的上海，土地刚性制约越益严重，土地承载力十分有限，不保存骨灰是必然趋势，这就要求人们的选择行为发生新的重大改变。但是，我们在殡葬研究中发现，市民中的“骨灰情结”既深又广，推行海葬的路途不平坦。基本原因是什么？原因在于，在解决了不保存遗体后保存了骨灰，却没有解决好在不保存骨灰后“该保存什么”的问题。前者，用保存骨灰取代保存遗体，此举可大大降低推行火化的阻力，有利于火化的推行；可后者，“该保存什么”尚没有解决好，难以使不保存骨灰的行为成为公众的普遍行为。再往深里思考：究竟什么才是人死后最珍贵、最值得长久保存的东西呢？一旦回答好、解决好了这个问题，就可能使公众在殡葬改革中的选择行为发生重大的变化，许多纠结就可迎刃而解了。这是涉及深刻的理论问题，身为大学教师应认真主动思考的，不应把责任推给殡葬工作者，更不应横加责难。
人民是历史创造的主体。千千万万历史的、当今的、未来的上海人，是上海建设主体，逝者曾是上海历史的创造者、见证者。逝者的人生文化是最为珍贵的财富。因此，长年来，我们在殡葬科研及相关活动中，积极宣传“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主张强化丧葬民俗服务，在抢救、保存、彰显和传承逝者的人生文化下功夫，把殡仪馆、公墓办成礼赞人生富集的高地、礼赞人生教育的基地，通过丧葬民俗服务体现尊重生命和生命的尊严，弘扬生命价值和生命意义。人是文化人。每一个逝者都有一部礼赞人生之书。随着岁月的流逝，年复一年，不断累积沉淀，历史文化记忆不断丰厚，文化正能量高度汇聚，上海既拥有屹立世界的建设高度、发展速度，还有浓浓的文化厚度。殡葬业不再仅从事遗体处理服务，实现遗体（及骨灰）体积减量化，更重视丧葬民俗服务，实现保存的人生文化增量化，赋予“文化上海”的新内涵。这一“减”一“增”，也意味着殡葬业现代转型的推进。
丧葬民俗服务是一种完全新型的殡葬服务。丧葬民俗服务的兴起催生崭新殡葬业态的诞生：一种从保存（遗体及骨灰）—→不保存（遗体及骨灰）—→保存（人生文化）大格局终将呈现，这是殡葬史上的革命性变化。身为高校教师的我们，利用科研工作、学术会议、培训等各种机会，满怀着热情，大力倡导开展保存逝者人生文化服务，高度赞扬殡葬界在保存逝者人生文化方面的典案，探究在殡葬服务中保存、抢救、彰显、传承人生文化的途径、具体方法及技术手段。我们从崭新的视角，培育一大批丧葬民俗工作者走上历史舞台，加快使他们成为殡葬服务队伍的主角，大力呼吁催生一大批丧葬民俗服务单位，发挥殡葬的礼赞人生教育功能，拉长丧葬民俗服务短板，改变传统殡葬服务模式，在100％实现不保存遗体之后，不失时机地尽快摆脱对骨灰的过度纠结，重在加快保存历史创造主体文化的步伐，驱动殡葬事业建设步入“文化上海”的发展轨道，使殡葬事业与“卓越上海”相适应，形成上海殡葬之所以是上海殡葬的基本特色。
我进入殡葬界参与殡葬科研20年来，无有贪功求名之念。可殡葬界十分厚道，十分厚待我们。在上海殡葬界的举荐下，这20年中的我，成为我校上电台、上电视、上报纸次数较多的教师，出席全国性的殡葬学术活动也较多，多次出席海峡两岸清明文化论坛及国际会议，还得了一个“殡葬研究专家”的称号，真应了那句“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古话。特别是市民政局在向民政部报评一课题科研成果奖时，我不是课题组长，却悄悄的把我的名字从末位挪到了第一位，这在得奖后我才知道。最近，我患病住院开大刀，多个殡葬单位领导和朋友前来看望，上上下下，情真意切，上海丧葬民俗研究所还组织人马轮流在医院24小值班看护，帮我渡过了艰难时刻，我倍感温暖，十分感激。
我俨然成了个殡葬界的人。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