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画像砖看四川地区汉代民族交融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原与各地区间的民族不断融合，最终形成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中原文化与各地区的文化、包括不同族落的文化互相交流互相促进，共同构成我们伟大祖国的古代文明。
地区、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和历来是学界所重视的课题，它涵盖了多个学科。很久以来，已经有许多学人从各个角度对这个课题进行研究。
在四川地区的汉代砖、石上有不少可以窥见文化交流与民族移徙的图画，本文即试图以成都及周边地域的汉代画像入手，通过这些图像来发现四川地区汉代民族交融的线索并作初步探讨。
一
图一：
《酿酒》
图二：
《沽酒》
观察《酿酒》(图一)《沽酒》（图二）画像，可发现所绘推车人物的头顶均是“椎髻”。迄今为止发现绘有“椎髻”人物的画像砖还有《市楼、沽酒》、《羊市、沽酒》(1)与《舂米》（图三）等。
图三：
《舂米》
在这些砖画上，“椎髻”者均从事推车、舂米等体力活动。因这些人物的发型奇特，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并非汉族，但他们具体属于哪个民族，在当时的社会上到底是什么身份则值得探讨。
一般说来，画像上这些人的身份既是劳作者，应该有来自成都平原西部山区（现阿坝藏羌自治州，东汉时属蜀郡北部冉駹都尉管辖）、史称作“百石子”的打工者（2）和来自川南地区的“僰僮”两种可能。
关于“百石子”：据文献记载，汉代四川西部山区的少数民族有在冬季进入成都平原打短工的习惯。这些来自山区的少数民族吃苦耐劳，干一些本地人所不愿从事的粗活，待开春气候转暖后再带着打工所得返回家乡，其性质与今天的农民工非常相似。通过在平原一冬的劳作，这些人一般可获得百石报酬带回家乡。平原地区的人们一方面虽将他们视为苦力，但对其获得的报酬亦是艳羡不已，因此给他们赋予一个戏噱的称呼——“百石子”。从画像砖上看那些“椎髻”者所干推车、舂米等工作也恰是汉代“百石子”在成都平原从事的主要工作。另外，因山区寒冷当地民族多好饮酒，《沽酒》图则对这点表现非常充分——左上朝酒肆奔来的椎髻者似乎是已得到劳酬而迫不及待来换酒喝的，左下那位推车离去者亦回头，似恋恋不忍离开。从图画看描绘非常生动，从这些人物性格看也象好酒而率性的山区民族，这些都让人产生一种感觉——这些椎髻者是岷江上游山区的“百石子”。
不过有许多专家认为，到东汉时期，成都平原西部山区所居住的民族结构已“定型”，为羌人（3）以及少数氐人族群（4）。而这两个民族似乎都并无“椎髻”这种发式，故此，画像砖上这些头顶均是“椎髻”的人物不应该是来自西部山区，即不应当是氐、羌民族。
既然画像砖上人物的“椎髻”发式为最明显特征，应该就抓住“椎髻”这个特征不放，即应该将目光转向并锁定在生活于川南滇东地区的“僰人”。
“僰人”有着独特的发式特征“椎髻”，而其他民族并无此种发式习俗。许多专家都认定，“僰人”即属“百越民族”中之“椎髻民”。近年四川宜宾（古称“僰道”）、泸州等地出土的汉代石棺画像也印证了这种说法。
图四、
泸县出土汉代石棺画像《祠堂》
在这些地区的汉代石棺画像上，最常见最突出的就是人物（包括身份显贵者）头顶的椎髻。当时“僰人”居住最集中的地域就是四川南部今宜宾、泸州、内江、自贡、乐山等地市以及云南昭通地区（以上这些地区在汉代均属犍为郡）。如此看来，汉代活跃在成都平原上的“椎髻” 劳动力应该主要是来自这个地区。
要认定成都平原出土汉代画像砖上“椎髻”人物是哪个民族，还需从这个民族的习俗、是否能与当地人融洽地相处方面考虑（至少那些还保留“猎头”习俗的民族就是不可能被接受的），而僰人则完全符合与当地人融洽相处这个条件。
不少典籍都认定，僰人向中央王朝的归附非常早，而且这个民族对汉文化非常敬慕向往。秦汉时期就已经有汉民族在僰地与之杂居（5）。僰人以农耕种植为业，仰慕中朝礼仪、文教。这个民族非常善良，历史文献对他们多是赞美的记载，有“夷中最仁，有仁道，故字从人”赞语（6）。因此，本来就与汉民族相处融洽的僰人完全可能被成都平原上的人们接受，特别是他们本来就习于农耕种植，画像砖上那些推车以及农事活动本身也确是他们所长。
要判定画像砖上这些“椎髻”人物是否僰人还有一个因素——即要看他们的聚居地与成都平原之间的交通情况，看是否有能让他们方便地进入成都平原的交通条件。
而川南地区与成都平原之间恰有岷江贯通，方便的水路交通使僰人的进入成为可能。（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凡从川南地区逆水上行的木船仍需从当地雇佣纤夫拉船到成都码头，不少纤夫在抵达后并未随原船返回，有的则长期流连在成都。笔者曾认识的一位潘姓老人就是这样从川南拉纤来到成都并最终定居的）。
另外从汉代行政区划看，“僰人”最集中居住的地方在汉代属“犍为郡”，而犍为郡治“武阳”（今名彭山）距成都市仅数十公里，哪怕是在交通条件大不如今的古代也是如此（7），以上这些都是“僰人”劳动力进入成都的有利条件（附带说一句：过去不少学人因执着于《史记》“南贾滇僰僮”其中的那个“滇”字，在研究四川卓氏及程郑等大“货殖家”的贸易活动时更多地将目光放于云南一隅而忽略了川南地区，有“舍近求远”之嫌，因此我愿在此顺便谈出自己的看法）。
二
图五：
《驼舞》
出自成都市新都区马家乡的《驼舞》（图五），虽不能看出敲击建鼓的二人是哪个民族，但在成都平原发现骆驼形象这一事实本身就为研究西北高原与巴蜀间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线索。而从同样出自新都的《二骑吏》（图六）画面上，则可清楚地看出骑者就是不折不扣的西域胡人。
图六：
《二骑吏》
在四川近年发现的一些汉代崖墓中，每每发现有记载褒颂墓主在西北当官时功业的文字。因此，绘有作为官员出行仪仗先导之两位胡人骑吏的这块画像砖或是墓主生前在西北地区任职时出行场面的反映。据此可以认为，在促进民族与文化交融的多种因素中，官吏的异地任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图七：
《蹶张》
《蹶张》（图七）画像砖上那位以双足抵弩限两手引弩弦的“蹶张”力士，其肥大的身躯和一部虬髯很难能与汉族或一般概念的西南少数民族联系起来，似这样肥躯虬髯的人物与西北地区民族（即“胡人”）更接近一些。关于胡人的形象，《史記?大宛列傳》描述为“深眼多须髯”；《汉书·西域传》颜注：“青眼赤须，状类猕猴”。
除画像砖外，这种肥躯虬髯的蹶张力士图像在四川汉代崖墓里也曾多次被发现，这应该说明在汉代的四川实有这种战士且为数应该不少。如果要将他们看做是真正的胡人，以四川与西域地区相距之遥远加上关山阻隔，还有气候与生活习惯的巨大差异等这些因素，当时的四川真的能有那么多的胡人存在么？
虽然在四川汉代画像砖上也曾发现（如图六《二骑吏》那样的）胡人形象，愚以为应该视为极个别极少数。那些图象甚至可能是对墓主生前在西北地区任职时出行场面的“补录”而非在四川实有这样的“胡人”，不可能有如蹶张力士这样大的胡人群体存在。
结合以上分析，加之四川汉画上的蹶张力士不论其形象或衣饰与西北胡人还有着一些差别，因此对于这样大的一个战士群体还是应该从西南少数民族中寻找其族属。
上世纪五十年代，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一件“纳贡”贮贝器，其上有一组人物形象奇特，“多穿窄衣窄裤，高鼻深目，多蓄须，有的须长过腹”。“另外，（云南）昭通地区也发现过类似的铜铸像”（6）。
晋宁石寨山出的“纳贡”贮贝器为汉代之物，说明在汉代云南少数民族中确有这种形象的族群。既然在与四川相比邻的地区有这种民族，特别是出有这种人物铜铸像的昭通地区在汉代本来就属犍为郡所辖，而犍为本身即为“三蜀”之一，因此在四川地区频繁发现这种人
云南少数民族中的这种人物为“嶲人”。《史记、西南夷列传》对物形象完全就是正常的了。 于“嶲人”的记载为“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属游牧民族。专家认为，“嶲人”是中亚地区南迁的游牧民族，“嶲”是“塞”的音译，“嶲人”即“塞人”，亦即斯基泰人（7）。
约在公元前四至三世纪，大月氏等民族因匈奴的压迫而徙往伊犁河流域，正是大月氏的西徙而挤走了当地的不少“塞人”，部分塞人通过青藏高原沿横断山脉进入云南。经过数百年的融合，至东汉时期，本是外来民族的这些“塞人”已经成为云南少数民族中的“嶲人”，既然有如贮贝器上那样的向滇王“纳贡”的行为，说明他们已经早被当地其他民族承认并拥有了义务。
综观史书，汉代多有将少数民族内迁并将他们编入军队的举措。成都市北清流镇的汉代“白虎夷王城”应该就是这样的遗迹。至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时也曾迁回“青衣羌”、带回孟获的一万“飞军”。那么对这种“蹶张人”以及其他从事军事活动的少数民族图像的研究亦有助于对史籍上关于这方面记载的补遗。
三
除由其它地区外来并被融和的少数民族外，学界历来对巴蜀地区原生的“巴”（包括“賨”）、“僰”、“蜑”等民族的后来流向充满疑问。以巴人为例，史书上关于这个民族的记载非常多：从参加武王伐纣战争的“前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