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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至今未曾中断的，它如何起源发展备受关注。与此同时，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说法长期不被国际学术界广泛接受。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使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夏的存在得到证实，近年新发现的5000多年前“河洛古国”则把人们的目光带向更遥远的过去。 5月7日，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河南郑州公布双槐树古国时代都邑遗址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该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这一中华文明形成初期阶段，发现的规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地位 距今大约5300~5000年 或为黄帝时代的都邑 双槐树遗址位于黄河南岸以南2公里、伊洛河东4公里，处于河洛文化中心区。站在遗址高处，黄河两岸风光尽收眼底。遗址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三重大型环壕、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三处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三处夯土祭祀台遗迹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 “河洛古国的地理位置和所处时代太重要了，伊洛汇流后在这里汇入黄河，遗址呈现出的景象与内涵，契合了《易经》‘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北京大学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表示，根据碳14测定，双槐树遗址距今大约5300~5000年，不排除双槐树遗址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至少是早期中国的酝酿阶段。 古代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有关于黄帝时代“一百年，地裂，帝陟”的记载，唐代天文学著作《开元占经》记载，“黄帝将亡则地裂”，表明发生了地震，黄帝部落就迁走了。巧合的是，在双槐树遗址发现了多处地震引发的裂缝遗迹。 地裂缝遗迹发现于遗址内壕和中壕东南部解剖沟内，呈东西条状，错乱交叉，缝内有淤积黄土，还有明显的地层错位现象。北京大学相关专家现场确认，认为可能是地震引发的裂缝，且震级在6.0级以上。 “双槐树遗址发掘的意义在于，实证了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河洛地区是当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明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表示，在这一阶段，文化上的中国已经形成雏形，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的的确确是黄河文化之根，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科技 5000多年前先民已养蚕缫丝 为农桑文明史的最早代表 河洛古国还发现了国宝级的文物——中国最早的骨质蚕雕艺术品。这件艺术品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用野猪獠牙雕刻而成，是一条正在吐丝的家蚕形象。它是迄今发现的仰韶时期与养蚕及丝绸起源相关联的、比较直观的实物资料，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它与青台遗址等周边同时期遗址出土的迄今最早丝绸实物一起，实证了距今5300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养蚕缫丝。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各地代表性文化的农业都较为发达，但在距今5300年前后，除了双槐树为首的聚落，全国其他地方却没有与桑蚕纺织业有关的确切发现。”李伯谦认为，从这一角度讲，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文化 出土器物表明中华文明从起源阶段 就具备开放包容特性 河洛古国已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表明中华文明从起源阶段就具备开放包容的特性。 遗址内发现3处墓葬区，共有1700多座仰韶文化时期的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为东西向，墓主人仰身直肢，头向西。其中一个墓葬区早期主体被遗址外壕和中壕及一条围沟围成一个独立的区域，应是中国早期帝王陵寝兆域制度的雏形。 遗址的出土器物包含许多外来文化因子：如折腹鼎、背壶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陶器组合中出现的大量双腹器，如双腹盆、双腹豆、双腹碗，以及薄胎斜腹彩陶杯，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还可以看到双墩文化靴形器、薛家岗文化折腹杯、松泽文化折肩折腹壶、大溪文化杯等文化元素。 这些器物充分证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就是联通四方的交通孔道。王巍认为，中原地区具有居中的地理优势，有利于文化汇聚和辐射，当时的中原先民对外来文化采取主动吸收而非排斥的态度，这是中华文明的底色，也是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 重要的精神文明考古 作为王者宣言的“北斗九星”遗迹 或记录黄帝时代一次超新星爆发 关于河洛古国，顾万发最津津乐道的，是一处用陶罐模拟天上北斗九星的天文遗迹。这处遗迹的发现，也是他的得意之作，几位了解个中详情的同行常有感佩之语，“要是在别人手里，很可能就错过了”。 49岁的顾万发是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曾三次担任双槐树遗址的发掘领队。在发掘过程中，他注重对天文、祭祀、宗教、礼制等“形而上”遗迹现象的研究，得到专家们高度评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建业等认为，精神文明的考古过去长期被忽视，它恰恰是体现中华文明特质的最重要方面。 在双槐树遗址的中心居址区内，记者看到了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北斗星形状的天文遗迹。陶罐埋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考古人员一一贴上了数字标号。 “北斗九星遗迹有政治礼仪功能，主人借此神化自己，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也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天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业。”顾万发如此概括，背后丰富的细节却比这句严谨的总结有趣得多。 河洛古国的中心居址区已有典型的瓮城建筑结构，可见居住者非同一般。这里发现有4排大型房址，房址之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一个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摆成北斗星形状的九个陶罐就是在这所房子前面的门廊发现的。 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北极附近——古人认为北极是天的中心，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麋鹿在古代统治者眼里是吉祥的象征。可以想象这样一个5000多年前的画面：九个陶罐和麋鹿都埋在地下，当房子建成后，居住的主人日常活动时，就仿佛骑在麋鹿身上，向诸部落氏族表达自己才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专家推测，这应该是一位有地位并且谙习巫术和天文的古国首领，以这种方式设计自己的居室实际是在神化自己，同时也表明在聚落布局中的礼仪化思维和“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已经形成，可以认为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 北斗九星天文遗迹的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其中一颗如今已看不到的星，专家推测可能是景星，即超新星。《河图》记载：“黄帝治，景星见于北斗也。”也就是说，在北斗附近出现景星的时候是黄帝治理天下的繁盛时代。这九个陶罐，有可能记录了一次超新星爆发，目前相关研究还在进行中，如果情况属实，将是对世界天文学史的巨大贡献。 据新华社、央视新闻、郑州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