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家庭赡养不堪重负，养老机构服务紧俏、一床难求，继幼儿园“入托难”之后，“养老难”又浮出水面
一位92岁的老人瘫坐在月坛街道敬老院宽大走廊的一张轮椅上。他嚷嚷着想站起来，旁边的护工随即用力把他架起，只让他的脚粘粘地，之后又松手让老人摊坐下去。
老先生已经失去行动能力，加之重度老年痴呆，终日需要护工照料。“如果不送到这里，我们一家人根本没法对付。”85岁的老伴王老太太无奈地看着这一幕。 在老先生身边，还有20多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大多已不能说话或行动。一些老人插着鼻饲管，低垂着头颅，目光呆滞。
这所专业护理院要照料50位失能老人，但仍无法满足护理院所在社区的需求。这个敬老院常年都有50名老人排队等待入住。 不论是乡镇集体所办的养老院，还是市属的福利院，北京的公办养老机构一律满员。即使是收费高昂、定位于中高端群体的北京太阳城银龄公寓，也只剩下最后两间空房，“过了这周末来，怕是就没有了”。
3816家养老服务机构、61823张床位，依然无法满足京城226.6万老人的养老需求。北京一所普通街道敬老院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一位老人一般要等两年左右，才轮得上一张空床，“只有等走了一个，才能进来新的。” 不独北京，在中国各大城市，一床难求。截至2009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达到1.67亿人，约占总人口的12.5%。其中，80岁以上的老人1899万人，失能老人已达940万人，部分失能老人约为1894万人。
社会显然没有做好准备。“一个失能老人拖累一家人。”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评论。多年来家庭小型化的趋势，以及现代化背景下空巢家庭的激增，传统的家庭赡养早已不堪重负。在不少社会学者看来，大幅增加养老设施和服务投入已是当务之急。
养老缺口：独生子女政策的后果
虽然全国失能和部分失能老人目前尚不满3000万人，但在杨团看来，养老服务的提供，可以比作正反两个金字塔：需要养老服务的老年人口结构是正金字塔，失能老人只是最顶端的部分；向老人提供的养老服务则应该是一个倒金字塔，最顶端的那部分老人需要提供最多的关怀照料。
然而，理论和现实之间，总是存在巨大的落差。截至2009年底，全国各类老年福利机构38060个，床位266.2万张。从国际经验来看，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养老服务机构每千人拥有的床位数在50—70张之间。在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每千人拥有的床位数不过23.5张。保守估计，养老机构的床位缺口数量在300万以上。专业的护理人员更是奇缺。全国所有机构的护理人员仅有20余万人，而拿到护理证的只有两万多人。
按中国的传统，对老人的照料义务，更多是由家庭承担，但家庭的抚养能力却几乎达到极限，不得不借助于社会机构和服务，这越发加剧了社会养老服务的短缺。
家庭形态的变化是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推手。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实施至今已有30年。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家长已步入晚年，中国正全面迎来“421家庭”时代，一对夫妻赡养四个老人和一个孩子的家庭格局日益成为主流，家庭负担极为沉重。
同时，当前城市化大潮下，人口流动、家庭小型化也大大冲击了家庭旧有的代际抚育功能。民政部及中国老龄委数据显示，城市老年人空巢家庭的比例已达49.7％。而在农村，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老人、孩子和中年以上的妇女在家的留守几乎成为常态。空巢家庭的增加以及家庭人数的减少大大降低了其对老人的抚养能力。
这种情况，在农村更为突出。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老人、孩子和中年以上的妇女在家的留守几乎成为常态。据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2008年在山西、陕西、甘肃农村的调查，7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超过一半得自己照顾自己，或由配偶照顾。
即使家庭成员尽到照护义务，赡养质量也常不如人意。来自社科院的一份《融入社区健康服务的中国农村老年人照护服务研究》显示，传统家庭照护标准低，专业性差。在农村的农忙季节，家人对老人的照顾容易被疏忽或中断，身边无子女的老人更易被忽略，甚至一些子女在身边的老人还遭遇弃养。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执行主任费立鹏曾透露，农村老人自杀率高于城市老人5倍，农村自杀人数比例占我国自杀人数的90%。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会长李宝库曾在一个公开会议上透露：“中国农村老人的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倍到五倍。”在湖北京山地区，甚至出现了自杀屋、自杀洞。相当一部分老人因为患病，不愿拖累子女，选择老屋或荒坡、树林、河沟，安静地自我了结。
拮据的社会化：七成依赖家人
家庭照顾的缺位，以及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社会的支持和介入变得必要而紧迫。而赡养成本的提高，又令家庭不堪重负。
上述《融入社区健康服务的中国农村老年人照护服务研究》显示，高龄老人不仅需要问安式照料，即经常性探望，还需要生活照料、康复保健方面的服务。对于老人的照顾者来说，长年照护失能老人也容易产生身心的压力和慢性疲惫，他们则需要一种替换性的服务，或是日托服务。根据国际经验，失能老人中还有相当部分需要入住机构，入住机构率普遍在3%-5%。而相较于中国老人的养老金水平，这些服务无疑都显得昂贵。
按照护理标准，机构收住完全不能自理的卧床老人，与护理员的配备是2：1，基本不能自理的老人与护理员的配备是4：1。据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根据有关调研粗略计算，人员工资加上护理院住所的设施设备、材料、老人餐饭等等，每月仅成本在1200元以上。在一线大城市，收费则更加高昂。前述月坛街道敬老院严格坚持非盈利准则运营，老人每月的平均收费也在2600元左右。这已经超出了绝大部分老人的支付能力。
在广大农村地区，没有社会养老金的老人更高达90%。正是由于当前养老保险制度的缺漏，据北京大学和中国老龄科研中心2006年对全国上万名高龄老人跟踪调查，69.9%的老人主要经济来源依靠子女及孙子女。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学者孙炳耀表示，养老服务的需求，正是随着平均寿命的增长才出现，但“我们对养老制度的设计，还在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方面，而对照顾服务这一块没有考虑。” 鉴于养老机构的紧缺现状和收费偏高，加之居家赡养的传统思维，不少老人仍执着于居家养老。但针对居家养老的入门服务，也不便宜。
政府能否成为养老最后一道防线？
不过，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时任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的王振耀并不认为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人们常说的“未富先老”。“中国人均GDP跨过3000美元大关，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了。”在王振耀看来，国家的富裕，应该反哺这部分老年国民，增加社会福利投入。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闫青春也表示，在市场、第三部门都无法提供服务的情况下，政府作为最后一道防线，要承担其相应的责任。
不少学者认为，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对社会福利政策定位不明，既无法以“福利国家”的姿态提供民众无力支付的社会服务，又缺乏刺激社会化供应的政策手段。
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对养老服务缺口缺乏科学的测算。孙炳耀担心，尽管在老龄化的压力及社会各界的推动之下，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最终“挤”入十二五，但由于相关测算的缺失，也只能是一份原则性的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