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殡葬门店里，工作氛围有一种奇妙的融洽感，员工与员工之间是平等的。没有人需要隐藏过往，也不存在谁看不起谁。
12月1日，辣椒在店门口擦洗自己的车，第二天要当出殡的头车。
文｜新京报记者杜雯雯 图 | 新京报记者 浦峰
编辑 | 胡杰 校对 | 郭利琴
本文约6465字，阅读全文约需12分钟
范三左手食指上戴着一枚深褐色琥珀戒指，那是朋友送给他“辟邪”的。
自今年8月份开始，52岁的范三成为沈阳的一名殡葬师。他的日常工作，是为亡者净身、穿戴好寿衣放进纸棺，再送至殡仪馆火化。同时，还为家属提供出殡、净宅等“一条龙”殡葬服务。
范三个头高高，体型中等，架着一副黄色偏光眼镜。
在此之前，范三有另外一个身份：重刑刑释人员。2013年最后一次出狱前，他曾先后五次入狱，共计在监舍度过23年人生。
这个年轻时靠打打杀杀过生活的男人，现在口中最常出现的词是“服务，让家属满意。”
范三所在的是一家叫“妈妈送你去天国”的殡葬连锁门店，在沈阳共有三家。和范三一样，在此工作的十几名员工都有过十五年以上的服刑经历。
这些悬挂着“中国首家重刑刑释人员创业基地”招牌的门店，得到了法学界一些学者专家的支持和鼓励——甚至被看作是重刑刑释人员出狱后的一次就业探索实验。
范三左手食指上戴着一枚深褐色的琥珀戒指——那是朋友知道他做这行，特意送他“辟邪”的。
在遗留人间的最后时刻，“范三们”给予逝者体面和尊重。这是大多数普通人不愿涉足的特殊行业，却为他们提供了一条生路。
有人在此获得安稳的生活，也有人将此视为人生还罪的自我救赎。还有更幸运的少数人，重拾回曾经不敢奢望的爱情和家庭。
“他们来了，我就心安”
12月1日凌晨两点零九分，一位直肠癌晚期患者被医院宣告死亡。
护士撤下了最后一根输液的导管。刷着淡绿色油漆的急救室里，只留下那具被病痛折磨到干瘦的男性身躯。没了气息后的遗体透着蜡黄，口部张开，保留着佩戴呼吸机时留下的姿势。
逝者的姐姐靠在门外的墙边泛泪，把屋内的空间让给了匆匆赶来的殡葬师。
辣椒剪开了逝者的病号服，从身上缓缓褪下。接下来是净身。
浸润了高度白酒的白色毛巾从脸部开始擦拭，途经胸腹部直至脚部。每一处都要细细顾到。空气中满是烈酒的味道。
为逝者翻身，至少需要两名男性殡葬师互相配合，辣椒这次的帮手是亮子。辣椒的媳妇儿也上手帮忙，取来卫生纸和尿垫做紧急处理。
净身完毕后，殡葬师给逝者换上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款寿衣。寿衣是有讲究的，衣服4层、裤子3层，总数算起来得是单数。鞋袜穿好后，还要用细细的红线固定住逝者的脚部和双手，放置于金色花纹的薄被上。装饰性的首饰和口金放置妥帖后，再盖上银色的缎面被单作为结束，俗称“铺金盖银”。
凌晨，沈阳463医院的走廊安静极了。这位50岁的患者生命终结时，只有他的姐姐在旁。看得出来，她有些害怕，戴着浅蓝色的口罩，全程都没敢踏进最后的病房。
辣椒和亮子赶到时，她低声对一旁的护工说了一句，“他们来了，我就心安。”
这是辣椒从事殡葬行业的第四年。过去几年中，有一千多位亡人在人间的遗留时刻由他完成。当他工作时，专注、肃穆、手脚麻利，给予逝者最后的体面和尊重，你很难把辣椒和他过去的“亡命生涯”联系起来。
这个行业，常年与死亡和尸体为伴。外人印象中，除了天然的恐惧感，还有传统观念中的忌讳。
殡葬的买卖并不好干。殡葬师每天需要往返于医院的各大高危病房，有时还要在家属不理解和嫌弃的言语中学会转圜。
比起家属的冷语，还有一些不可控的场面，更让人从生理上本能地反感。
比如说冷冻后的遗体，人类的躯体不再柔软，光是脱衣服就耗费大量心力；尸检结束后，冰开始融化，遗体变得湿漉漉，穿衣又是一道难题。
殡葬师把穿戴好寿衣的遗体抬进纸棺中。
殡葬师杨平在夏天处理过一具去世了好几天的高腐尸体。净身的毛巾刚沾上遗体就开始掉皮。腐尸的味道实在太浓，在场的人包括法医、警察都跑出去呕吐。干完这趟活的好几天，杨平都没吃下饭。
铁球接过一个“这辈子都忘不了”的活儿。在医院里的一个小屋，那位逝者因为长久以来的疾病内脏腐烂，净身时嘴里、眼睛、耳朵开始往外冒蛆。
“我哇哇吐，”但活儿还得接着干，他和同伴戴上手套，硬是拿白酒往里灌，才遏制住那惊悚的场面。
这份工作的最难之处，便是要同时克服生理上的反应和内心的恐惧。但大多数殡葬师说没想那么多，他们说服自己，“人生老病死很正常，就当他睡着了。”
“我们这些底儿潮的人”
有过案底、进过监狱的人，在东北话里叫“打过罪”，“底儿潮”。
年轻时，大家管范三叫三哥。按范三自己和一些知情者的讲述，二十来岁的时候，三哥手底下的资产已经囊括：两家塑料厂、两家饭店、三台大解放汽车和日进千元的存折。
就像电影《江湖儿女》中廖凡扮演的“斌哥”一角，那时，靠义气混世便能赢得尊敬。
范三说，自打幼时父母离异，他从小被大孩子欺负，便学会“以暴制暴”，而冲动之下，就极易引来祸事。
自1990年他第一次入狱，“就像打开了这扇门似的，”此后几十年，范三牢狱之灾未断过。
范三，52岁。年轻时，大家管范三叫三哥。在80年代的抚顺，三哥算得上是号人物。就像电影《江湖儿女》中廖凡扮演的“斌哥”。持枪伤人、抢劫、盗窃等，共入狱五次，服刑23年，2013年出狱。
在一众罪名中，打仗（当地方言，指：打架）通常是入狱最多的原因。
亮子就是在打群架时捅死了人，一把沾血的刀最终换来15年刑期。
铁球也是用刀，他带着十几个人冲进歌厅，群殴中结束了对方生命。而这场冲突的起因，是为争夺同一个女朋友。
在一家游戏厅，辣椒因小事和一个人“吵吵”起来，对方甩出几句极脏的话，惹毛了他。“我这辈子最反感的就是骂我妈。”辣椒用一支五连发猎枪朝对方连开三枪，被判死缓，从看守所转到凌源二监，“差27天到20年。”
但并非所有人都曾有“混社会”的经历。杨平出事前，就是一个生活在沈阳法库县城的普通农民。
1996年，29岁的杨平骑着自行车回家途中，和一个赶驴车的路人发生口角。小争吵升级成打架，他掏刀捅死了对方。
赶巧的是，这把致命的刀是他刚从集市上买的，只因出门前父亲交代他，“今年羊不好卖，买把刀回家把羊杀了卖羊肉。”
服刑结束时，当年的大小伙子变成了被规范行为的中年人，皱纹、白发甚至伤病也一起留在了身体中。
在监狱的日子，他们失去的不光是自由和健康——几乎所有人都提到了对父母和家人的愧疚。有人失掉了双亲，连离世前最后一面都没见上；有人失去了妻儿，原本幸福的家庭按下中止符。
但不管过去他们姓甚名谁、因何事入狱，这些曾经“底儿潮”的人，如今做着同一份工作。
在殡葬门店里，工作氛围有一种奇妙的融洽感，员工与员工之间是平等的。没有人需要隐藏过往，也不存在谁看不起谁。
说起来，这终究是一份普通人不大愿意涉足的行业。扎根在沈阳各大医院附近，凭借服务积累的口碑和略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收费策略，为“范三们”打开了生路。
重生的困惑
在成为殡葬师之前，“范三们”都曾走过一条坎坷的回归社会之路。
自立首先得解决生计问题。但无论是商场保安、餐厅服务员、建筑工地的泥瓦匠，还是网约车司机、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只要是正规招聘，最基础的工种也都需要一纸公章：无犯罪记录证明。一旦有过前科，便无法从公安机关开具。
为此，出狱后的那几年，刑释人员想要生活下去，只能从一些不太正规、可以规避掉要求开具证明的临时性工作中选择，其中不乏一些灰色产业。
回到老家农村后，杨平在村子里找一些彩钢、泥瓦匠的活儿干。村里干活没有那么多限制，但临时工看天吃饭，收入并不稳定。
陈月生告诉记者，他出狱后经历过很多被拒绝的时刻。
刚回家时，他尝试过卖水果、卖菜，都没赚到钱，也没固定的地方住。生活不下去，他去街道社区寻求帮助，几乎是用哀求的语气恳请对方，“我低保都不要了，就供我一顿饭都行。”
去年，亮子曾南下广州，在一家湖南老板开的服装厂负责熨烫。后来生意衰颓，老板跑路。一众工友提起了劳动仲裁，但最终只领回两千多元的象征性补偿款。
还有一些人，变成了催债公司和高利贷公司的马仔，把自己再次置于高风险的环境中。
社会的歧视无法在短时间内消除，但可见的生路实在有限。最糟糕的情况，莫过于继续萌生犯罪的念头，通过暴力的歧路获取钱财，重返监狱。
2014年，华东政法大学《法学》月刊曾刊登署名为“应培礼”的文章《论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的制度排斥》。文章中统计了当时对刑释人员制度排斥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共计362部。
排斥的首要领域是就业，其次是户籍。
论文中梳理出过去二十年中对刑满释放人员制度排斥的特点，比如限制期限动辄终身，限制范围动辄全部。
阻碍并不止于此。大多数刑释人员经历的这段“被隔绝的人生”，恰巧是中国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二十年。
世界变成了他们陌生的模样。
辣椒入狱时，还是上世纪90年代，五年前回到家，他按照以往的习惯去坐公交车，以为“上车就有售票员，给钱就行”。后来才知道，“得从前门上车，投币刷卡。”
听朋友说起视频电话，他不敢相信，“瞎说啥呢，拿电话还能看到人？”90年代，他印象中最高档的通讯工具就是大哥大和BB机。
至今，他们中仍有人学不会手机拼音输入法，只能依靠手写体。
北京工业大学法学教授张荆认为，长久的牢狱生活很容易形成“监狱人格”，懂得服从，但难以在社会自立。
他给出一组数据：在犯罪学界，有公认的二八定律：社会上80%的犯罪是由20%的人实施，一个人可能重复实施了多起案件。而帮助这20%的人走上正轨，成为降低犯罪率的关键。
张荆的观点是，监狱对罪犯的行为规范起到了作用，但社会仍然有责任提供对刑释人员的福利、帮助和自立教育，这从一定程度上也能降低重新犯罪率。
“出狱之后，他们就是一个普通公民，一个平等的人，”张荆呼吁，除了幼师、国家保密部门等特殊职业可以限制有前科的人员进入，其他职业领域应当适度给与松动的空间。
20世纪80年代我国公布的《罪犯改造白皮书》认为，我国的重新犯罪率长期控制在8%以下，但张荆表示，犯罪学界的学者调研显示，这一数据应当在15%左右。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皮艺军提出关于控制重新犯罪率的思路：共生与调控。
皮艺军认为，我们面对罪恶，不应只抱有锄之殆尽进而后快的义愤和天真，而要准备好用理性的心态与罪恶共生，将社会罪恶调控在一个合理的限度之下——这不仅需要司法的强制力，也考验社会成员的宽容和智慧。
比如，在具体操作层面，可以用适当减免税收的方式，鼓励企业家接纳有前科的刑释人员到自己的公司就业。
“是否可以无歧视、无偏见地迎接那些失足者重归社区，”皮艺军提出，“让他们不再是‘他们’，而是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一次探索实验
在此前的媒体报道中，正在沈阳开启的“妈妈送你去天国”殡葬门店项目，被看做是一次接纳刑释人员回归社会的探索实验。
“妈妈送你去天国”，其中的“妈妈”是指项目的发起人，66岁的付广荣。
付广荣在当地的公益人圈子颇具名气。二十年来，她陆续抚养了多名无家可归的孩子，也因此被称为“付妈妈”。
“当初就是看到这些女犯出狱后生活艰难，才想着能不能做点什么帮助更多的刑释人员。”付广荣说，她想到了一条路径：把公益与企业相结合。就是现在“妈妈送你去天国”这种项目的模式。简单来讲，她去找愿意投资开殡葬门店的企业家，为对方介绍合适的刑释人员作为员工。
付广荣在给重刑刑释人员做“思想教育”宣讲。“付妈妈”的殡葬项目在重刑刑释人员中传开，全国各地都有人前来投奔，也有一些志愿者（右下一）参与到项目中。
从八月份至今，三家殡葬门店在沈阳开业。每家店铺都不大，30平米以内，选址都在沈阳最有名的大医院附近。
门店招牌都是统一的。深蓝的底色，除了门头上的“妈妈送你去天国”，上面还有一行金色的小字：中国首家重刑刑释人员创业基地——每家店铺内的墙壁上也挂着同样的金色招牌。
落款题字的是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学家夏家骏。事实上，这个创业项目得到了国内法学界一些学者、专家的支持和鼓励。
59岁的王明秋是辣椒所在门店的老板。
这位妆容精致、打扮入时的女老板也曾有过犹豫。一方面，是她对殡葬行业不了解，多少也有点忌讳，“过去看到这样的店都避开走”；另一方面，想到员工都是“坐过牢的人”，她从未和他们打过交道，“心里没底。”
王明秋说，后来付广荣多次找到她，向她讲述开店的社会意义，她被感动，便答应下来。
每家店铺的老板要负责店铺的租金、货物成本及员工工资，自负盈亏。
截至目前，三家殡葬店陆续安顿过近二十名走出监狱的刑释人员。随着殡葬店的名气逐渐在刑释人员的圈子里传开，许多出狱后无法找到工作的人慕名而来。
比如钱亮、铁球、范三、杨平，都是通过辣椒介绍而来。
他们大多通过此前相熟的狱友介绍，或是拨打付广荣开设的电话热线前往此处。目前，已经有70多名全国各地的刑释人员报名，希望能得到就业安置。
下一步怎么发展？付广荣的规划是，先在辽宁省各大城市拓展殡葬门店的业务，吸纳更多的企业家和刑释人员参与。等未来形成相当规模后可向全国复制推广，并且可以利用刑释人员在狱中学到的技能，开设寿衣制作厂和骨灰盒厂等产业，形成产业闭环。
但当下就有更现实的问题亟待解决。
比起大量等待安置的员工，要找到合适的老板并不容易，第四家门店的开业暂无具体时间表。行业特殊，员工特殊，顾虑自然就来了。“很多老板并不想和刑释人员打交道”，付广荣说，最关键的是“得认可做这件事的社会责任。”
等待被救赎的心
稳定的收入和生活，是曾经的“亡命徒”能安心扎根的第一步。
殡葬师的工作有保底的薪资，如果勤奋肯干，能按每单利润的30%提成获得额外收益。
目前，这些已经正式上岗的殡葬师大多能拿到的月薪在四千至万元不等，业务极其出色的员工，最高月工资曾拿到两万元。
辣椒技能娴熟，是很多新手殡葬师的师傅，他就是那个曾拿到月薪两万的“业务能手”，还因此重拾爱情和婚姻。
媳妇儿小狮子比他小14岁，从医院的电梯员转行干起了殡葬，一来二去认识了辣椒。
“那会儿也没想这么多，搞对象要钱没钱，人长得也磕碜，啥也没有，还打过罪服过刑，”最初，辣椒压根没抱希望，寻思“能跟我吗？”
父母不同意，小狮子就先斩后奏，拿着户口本去民政局领了证。
夫妻俩就住在殡葬店的内间。简简单单的一架高低床，上层放着生活用品，下层床铺全都换上了喜色的床单和被罩。
靠墙那头，是一幅结婚时拍的婚纱照：辣椒还是不爱笑，一只手搭在妻子肩头。小狮子穿着湖蓝色的抹胸礼服裙，笑着露出了牙。他们还一起养了一只叫“小年儿”的泰迪狗。
辣椒，47岁。1993年在游戏厅与人发生口角，朝对方连开三枪 ，被判故意杀人，死缓，服刑20年。出狱后认识现在的妻子小狮子。
一个曾经为了义字亡命闯荡半生的男人，就这样被爱情收服了。
他收起了往日暴躁的脾气，做事前先想想“家里有个惦记的人”。用积攒下的几万块钱买了一辆二手的别克商务车，用作殡葬头车，继续拼命赚钱。他开始学着疼人，早早起来熬好粥再叫她起床，甚至在考虑攒钱买个属于自己的小房子，“写她的名儿，别苦了她。”
铁球的对象也谈得艰难。2012年出狱后，他在一场饭局上认识了现在的妻子。长达五年的恋爱长跑后，两人于去年的5月20号结婚。从此，无名指上多了一枚银色的婚戒。结婚时，两个人都没有钱，靠妻子刷信用卡办完仪式。
谈恋爱时，有一回在朋友的饭局上，他喝多了骂人，媳妇当着所有人面“给了他两个大嘴巴子”，铁球一句都没吱声。“我就能做到这点。”他知道以自己的条件，找个媳妇不容易，也倍感珍惜。
如今，命运赐予了这个男人更珍贵的礼物，妻子已怀孕四月，他将拥有自己的孩子。
能找到合适对象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是不敢找。经济能力不达标，他们怕给不了对方想要的生活，房子、车子、彩礼，随便拎出一项就能让他们沉默。
“我还是那句话，人先立业，后成家，”陈月生的想法代表了大多数出狱人员，“作为男人，难道还让人家养你？”
他现在想得通透，就是憋着一口气，“让社会看看我们并不是废物。”也有人则将此视为积德，他们的想法是，“以前做过的坏事，就通过这个来弥补吧。”
但并非所有顾客都能坦然接受这份“赎罪”。即便到了今天，这些刑释人员在与逝者家属接触时，也不敢主动谈起自己的过往历史，他们怕被瞧不起，更怕对方介意。
就在上个月，一位来为父亲买骨灰盒的家属进到店里，前半程都聊得挺好。一抬头看见了墙上挂着的“重刑刑释人员创业基地”牌子，试探着问陈月生，“大哥，你们这是......”
陈月生有些不好意思，只能尴尬笑笑，搓着手朝对方点了点头。
在内心深处，他们情绪相对敏感，也渴望被认可，特别需要那些能与过去的自己做切割的评价。
“很在乎，相当在乎，尤其像我们这种人，”亮子觉得，他最希望别人眼里的他是这样的人，“你看那个出来的，挺老实，不像打过罪。”
（文中刑释人员姓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