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想穿上婚纱，有人想穿上旗袍。即使是人生的最后一次露面，人们对美丽也有不同的期待。
杨薇薇的工作就是要满足这些期待。她是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的第一位女性入殓师。在她之前的男性入殓师大都按照最简单的步骤化妆，能提供的服务也很少，对待女性逝者与男性逝者没什么差别。后来为了满足家属多元化的需求，给女性逝者更多的尊重，八宝山殡仪馆留下了来此培训的21岁的杨薇薇，开了北京市的先河。
杨薇薇在这里待了8年，给超过两万名逝者提供过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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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薇薇见过家属们提出的各式各样的要求，只要提出来，她就尽量满足，甚至包括给逝者涂指甲油。
逝者的手指微蜷，平躺着很难上色，又容易被刮蹭掉，杨薇薇索性握住逝者的手，与她五指相扣，用另一只手给她涂色。
“跟逝者长时间手握着手是第一次，当时也克服了很大的心理障碍，不断地说服自己去接受。”涂完之后，她也不能松开手，要不断扇风，等指甲油完全晾干。
穿婚纱也没那么容易。盘发、换装会花费很长时间，更不用说戴上头纱、皇冠这样的配饰。因为毛囊细胞的死亡，头发很容易脱落，梳头时要格外轻柔，杨薇薇总是想以最少的步骤完成盘发，把脱落的头发减到最少。
在有些男性入殓师看来，“告别会上并不会掀开寿被，大家只能看到肩以上的部分，涂不涂指甲有什么关系呢？”“薇薇总做些没必要的事儿。”
通常，入殓师化妆会从刷粉底开始，粉底是用白油特意调出的，遮盖能力强。但杨薇薇不一样，8年来她每一次都坚持在化妆前用酒精擦拭逝者面部。她觉得活着的人化妆前要洗脸，不能因为是逝者就省去这个步骤。
普通的化妆整容花费时间少，价格较低。遇到有伤疤需要遮盖、缝合，或是骨骼变形需要重塑的，非正常死亡的逝者，入殓师往往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价格也更高一些。
可杨薇薇面对着失去子女的孤独老人，或煤气中毒唯一幸存的家庭成员时，总是张不开口要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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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薇薇大学最初读的是社会工作专业，后来，因为对专业不了解，实习也不好找，学校给了转专业的机会，她选择了殡葬专业。当初的想法是，殡葬业冷门，应该好找工作。
毕业实习时是她第一次接触遗体，她现在还记得当时站在整容室的门口，隐约闻见了一股腥味，有点犹豫。
慢慢走进去，她看到了一张七八十岁老太太的脸，眼睛有些凹陷，嘴巴微张，脸色很暗，没有任何光泽，皮肤由于水分流失变得更加松弛。逝者的表情不算痛苦，但也并不安详。
她试图摸一下，可隐约的腥味和直挺挺的身子提醒她，这是一个再也无法醒来的人，她攥紧手，缩了回去。
这股莫名的腥味伴随了她一个星期，吃饭时，她望着热气腾腾的米饭，闻到的却是整容室里遗体的味道。“等实习结束，我就找个别的工作。”她心想。
工作后有一次，她和同事接手了3名从刚果运送回国、在弹药库爆炸中死亡的工人遗体。遗体全身基本都已经腐败发黑，起了大大小小的水泡，有些部位的血管清晰可见。当她用手捧起，皮肉和软组织就像液体一样，似乎要从指缝间流下来。
杨薇薇和同事忙了一夜，固定表面残存的皮肤，进行防腐处理。他们一刻不停，才勉强赶上了第二天上午的告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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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份工作并不总是那么令人满意。杨薇薇和她的同事们早上上班时间早，打车时往往是出租车师傅的第一单，司机总因为“晦气”不愿意到殡仪馆。后来他们只能谎称自己要到附近的地铁站或是单位对面的汽车修理厂。
有的外卖小哥也介意，甚至到了离殡仪馆还有500米远的岔路口就给他们打电话让过去取，说“自己不敢走那条路”。
老一辈的入殓师早已习惯了这种尴尬，比如杨薇薇的师父刘瑞安。他从来不主动给别人发微信，收到了朋友们发来的搞笑视频，也忍住不回复。他从不去别人家里串门。“哪怕是朋友们思想比较包容，不觉得我接触逝者晦气，我也不做那些有可能在他们遇上倒霉事儿后产生误会的事。”
他调侃说，自己“进门是爷，出门是孙”。他觉得在“遇上事儿”时，很多人对他都比较尊敬，工作做完之后，仍然不太看得起这份职业。
但这些入殓师还是要在哪怕最细微的地方照顾到人们的情绪。刘瑞安化妆整容时基本都不戴手套，即便手套可以隔离细菌，避免感染，有保护作用。他就想让家属觉得，自己是带着温度去工作。
为了让大家“看得起”，他甚至故意戴着一枚从女儿那里要来的戒指，还买了一块像样的手表。“其实我不喜欢戴这些东西，可我想让家属觉得，刘师傅是个‘讲究人儿’，会尽心尽力，仔仔细细地给咱们整好喽”。
他经常教导年轻的入殓师，认真工作，甭想别的。慢慢地，杨薇薇也理解了这种忌讳：自己选择的路本就少有人走，人们不了解也是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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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薇薇之后，八宝山殡仪馆不断吸纳女性入殓师，2012年成立了“青清女子工作室”，专门服务于女性逝者。
一次，有位老大爷送来了4名因煤气中毒而死亡的亲人，妻子、女儿、侄女和外孙女，一夜间几乎失去了所有至亲的他在棺木旁嚎啕大哭，难以平静。
考虑到逝者的性别和数量，女子工作室的入殓师全都提前待岗，用特意调制的油脂为她们遮住中毒后身体和面部产生的紫癫，给她们分别化上符合年龄和个人特点的妆容。
她们用花花绿绿的皮筋给年仅六七岁的小女孩儿扎上了小辫子，把她四季的衣服叠整齐放入棺木，还把她生前爱玩的小羊肖恩和派大星布偶放在枕边。
做完这一切，那位老大爷又忍不住哭起来，不断地说着“谢谢，谢谢”。
她还记得自己曾经入殓过的一位四五十岁的男性逝者，刚送过来时，他的头发、胡子乱蓬蓬的，衣着也很随意。杨薇薇先用酒精擦拭清洁，把胡子刮干净，又均匀地涂了粉底、腮红，喷了发胶，还把原本散乱的领带重新打好。
做完之后，她很满意。可等到家属来看时，逝者的女儿却说这么化不行，这不是她的爸爸。这位女儿把父亲生前的照片拿给杨薇薇看，她说自己的父亲是个艺术家，生活中从来都不拘小节，打领带、梳头发这些父亲是不会做的。
后来她重新理容，解下领带，吹乱头发，还特意解开了衬衣上的扣子。这才得到了女儿的认可。
她说事后自己才想明白，家属希望这最后一面见到的，是曾经熟悉的面孔，是逝者原本真实的样子。站在逝者的角度想，还原他本来的样子去和这个世界告别或许是对他最大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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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逝者究竟想以什么样子离开呢？他满意家属们的布置吗？杨薇薇有时也忍不住质疑自己的想法。
人们在健康活着的时候不愿意去考虑死亡，可死亡却无时无刻不在召唤活着的人。她希望所有人都把“身后事”如何安排，如何布置写进遗嘱里，这样才算是本人拥有了自己死亡与告别的决定权。
但是，人们并不总是拥有这样的权利。杨薇薇见过有死后拉过来不经任何仪式直接火化的人，也有在冰柜里存放了3年甚至10年以上仍无人问津的人。一位家属正在办理手续时，被匆匆赶来的另一位家属抢走了死亡证明，不得不推迟告别和火化。还有人因为逝者手上的戒指归谁吵起来。
当然，死亡故事里也有很温情的。有一次，一位年岁很高的老太太，不顾子女的劝阻，坚持为去世的老伴送来一个布包，里面整齐地装着给老伴准备的衣服，还夹带着一张纸条，清楚地交代了上面穿什么、下面穿什么。
最后写着：“愿老伴在天堂穿得舒服，盖得暖和。”
见惯了死亡和遗体，杨薇薇说自己还是不能习惯，没有麻木。（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