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期，本刊介绍了临终关怀机构的服务模式、内容和理念，并从微观角度，介绍了他们所面临的一些困境。本期，我们从宏观的角度，请业内人士对我国临终关怀事业的总体状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对如何促进这一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深刻见解——编者
■临终关怀事业面临多种制约
中国生命关怀协会秘书长罗冀兰说，我国临终关怀事业的发展远远未能满足社会的需要。目前，我国每年死亡560万人，其中，需要临终关怀的有330万人，而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形成的家庭结构，使得传统的子女为父母养老送终的习俗已经很难延续，因此，临终关怀的社会需求非常大。然而，目前我国90%的晚期癌症患者和非恶性疾病的濒死患者没有得到疼痛的缓解、痛苦症状的控制，以及心理、心灵的关怀。
同时，在国际上，临终关怀的服务对象不仅仅是临终患者，同时还包括其亲属，也就是通过心理疏导，帮助死者的亲属平顺地度过哀伤期。如果按每个死者有3名亲属需要疏导来计算，那么，我国每年需要疏导的死者亲属就有将近1000万人。由此可见，大力发展临终关怀事业就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
罗冀兰介绍说，目前国内有100多家临终关怀机构，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而其服务理念和方法，与国际水平相比，也存在不小的差距。总体来说，国内在临终关怀方面，是理论高于实践，而制约临终关怀事业发展的因素则是多方面的。
罗冀兰说，社会观念落后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生死是两件大事，都应该受到足够的关爱和照顾，但是，我们很重视优生，却不重视优逝。一些国家从小就进行死亡教育，提倡尊重生命，而中国人忌讳谈死亡，死亡教育是空白，这使得不少人对临终关怀缺乏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北京朝阳门医院副院长郭浩明十几年来一直负责该院临终关怀病区的工作，她对这个问题的感受更为深切，她告诉记者，曾有一位机关干部对她说：“我不敢跟别人说把母亲送到这儿来了，不然大家都会说我不孝顺。”郭浩明说，中国人对死亡问题很忌讳，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当初设立临终关怀服务时，把这个病区叫做“第二病区”，避开了“临终关怀”这个词。
罗冀兰说，除了观念问题，医疗服务和教育模式的落后，也是制约临终关怀事业发展的重要原因。过去是“生物医学模式”，后来，国际上提出了“生物－心理医学模式”，现在又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甚至还包含伦理方面的内容。但是，目前国内在这个方面理论研究比较多，尚未充分落实到实践中。比如，在各大医院，大部分医生没有时间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而且，多数医生也缺乏相关知识。与此同时，医学教育的模式也尚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医学院校的教学以及在职医生的继续教育中，都没有临终关怀方面的内容。而在发达国家，病情的告知也是医生应该掌握的一门技巧。在美国的医生考试中，会有这样的题目：“孩子患白血病，生存期有限，你如何将这一情况告知其父母？”而国内则没有此类内容。由于临终关怀教育在医学人才培养过程中的缺失，因此，国内缺少一支专业化的临床关怀服务队伍。
我国大陆地区的临终关怀事业虽然已经开展了十几年，但是，至今仍然没有针对这一特殊服务的专门性政策、行业标准以及相关规范，临终关怀医院都是被视为普通的一级综合医院，这给临终关怀医院带来不少困扰。比如，按照规定，一级综合医院的患者住院时间不得超过20天，而临终关怀医院，很多患者的住院时间都会超过这个界限。此外，还有治愈率等指标，也都不适合临终关怀医院。罗冀兰说：“如果真的严格按照一级综合医院的标准去考核，很多临终关怀医院都得关门。”
如何尊重和满足临终患者的宗教需求，也是临终关怀医院经常面临的一个难题。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临终关怀应该是身、心、灵的“全人”服务，各国的临终关怀机构几乎都是由教会等慈善机构资助和支持，而根据我国的规定，医疗机构不允许宗教介入，这就使一些具有宗教信仰的临终患者难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一些临终关怀医院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尽量地满足着患者的需求。北京某临终关怀医院曾收治过一位临终患者，该患者信仰天主教，临终前，她提出想接受“洗礼”（一种宗教仪式），这家临终关怀医院请来神职人员，为其进行了“洗礼”。该院院长说，这是对临终患者最大的尊重和安慰。上海一家临终关怀机构设立了“善别室”，用来为临终患者进行相关的宗教服务。这些临终关怀机构虽然满足了临终患者的精神需求，使患者获得了灵魂的满足，但是严格来讲，这些做法却是违反规定的。
■临终关怀事业需要多方面支持
政策不配套，而且又要自负盈亏，使得各临终关怀医院不同程度地面临着生存的压力。同时，缺乏行业标准，还导致一些临终关怀机构存在若干问题。罗冀兰说，由于临终关怀医院的特殊性，如果完全按照综合医院的各项制度去考核，不少临终关怀医院是通不过的，一些地区为了扶持这项事业的发展，对临终关怀医院网开一面，但是，这却导致一些临终关怀医院出现了医疗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