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首名经基因筛选而免患遗传性乳腺癌的婴儿1月9日在伦敦降生,英国媒体称她为“无癌宝宝”。英国媒体援引婴儿母亲的话说,孩子父亲家庭3代中所有女性都患有乳腺癌,患病最早的年仅27岁。她和丈夫2008年6月决定采取行动以让后代免于乳腺癌困扰。
这种检验方式称“植入前基因诊断”,通常是先用“试管受孕”形成胚胎,然后检验胚胎的基因,再选择不具有特定基因(例如癌症)的胚胎植入母体。伦敦大学学院附属医院去年为夫妇两人检测了11个胚胎,证实其中5个不含可致乳腺癌的BRCA1基因。医生将其中两个植入孩子母亲的子宫内,最后有一个发育成婴儿。
2001年,一位评论员曾经在《络杉矶时报》上预言说:人类的下一个重大事件将不是某个科技革新或医学上的突破,而可能是恐惧。在今天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里,与科技革新、医学突破如影随形的便是“恐惧”。面对人类成功改造自身的技术终于由梦想变成现实的时候,整个社会都突然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并且在应当如何对待这一划时代技术进步的态度上迅速分化:有欢呼赞成者、有恐惧诅咒者,还有怀疑观望者……
弗兰肯斯坦的悲剧
成功培育出“定制婴儿”的科学家们说,这项技术是为了帮助人类征服那些潜藏在生命特征深处的疾病,是用更加纯洁的基因作为打开人类幸福未来的钥匙。真是这样吗?
人类越是不断革新科技并投入使用,越是发现其实自身的控制能力并没有想像中的强大:对于新技术,我们能够决定让它在何处发生,却往往难以估量它往何处发展。这个道理被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雪莱写成一本世界闻名的小说,并最终成为一个学术术语——“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意为“脱离创造者的控制并最终毁灭其创造者的媒介”。正是因为这类强烈不确定性长久以来的沉淀,使得“定制婴儿”一出生就注定要受到整个人类社会的挑剔检视。
对于“定制婴儿”所代表的基因甄选技术的医学危险性,我不敢贸然置椽,然而它对我们身处的这个现代社会价值基础的冲击却很值得讨论。
“定制婴儿”的出现,首先给我们这个时代现存的“代际合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西方社会学家用“代际合同”这个概念来描述一个社会中几代人之间关于权利与义务的习惯性规则。代际合同在不同的历史语境和地理环境中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古罗马的“父权传统”给予作为家主的父亲对子女的人身和财产完全的控制权;今天的西方社会则习惯于在子女达到法定年龄后即实现其对父母的完全人格与财产独立;而在现代中国,则仍然在社会风俗中保留着父母对成年子女一定的控制权。代际合同没有法律效力,但是它却在现实生活中最有效地形成了不同代际的个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定制婴儿”对当下的“代际合同”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有没有权利使用自然选择之外的手段剥夺那些可能带有疾病基因的胚胎成长为人的机会,原因则仅仅是他们患病的几率较高于那些基因“纯净”的胚胎?这个问题不仅比全球广泛争论多年的“堕胎”问题更直接地关系到父代与子代之间的生存权分配原则,而且又一次拷问了人权领域一个纠结已久的命题:人有没有生存的自由?他人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合法地剥夺他人的生命?
试想一下,如果基因甄选技术被允许广泛应用,那么“甄选权”以什么为标准呢?如果是因为那些被抛弃的胚胎含有致病基因,如果发病会给社会造成负担,那是不是说明人的生命本身已经不是最值得珍视的财富,要重新沦为斯巴达式的工具意义呢?还是说仅仅因为我们是父辈,就能决定下一代的生死?那我们是不是要回到那个“父要子亡,子不能不亡”的时代呢?
再往深处想,我们这个社会的另外一项价值基础——公平,同样将在基因甄选技术投入普遍应用时遭遇尴尬的命运。基因甄选技术同样可以为父母提供关于挑选更长寿、更聪明甚至更英俊美丽的新生儿服务。而且只要父母们愿意,这些“优良品种”甚至不需要含有一丁点儿父母本身的基因。当然,这种服务不可能是平民父母们所能奢望的,巨额费用必将使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富贵人家所垄断的特权。
人类的整个近现代历史都在为实现社会平等而斗争,也仅只岌岌可危地守住了“机会平等”这条底线。而当基因甄选技术能够为富人提供绝对具有先天优势的“定制婴儿”之后,机会平等——这道社会平等的最后堤坝也将在瞬间崩塌。社会阶层的流通渠道会从根本上封闭,社会可能重新回到充满歧视和压迫的时代。看看近年风靡全球的《X战警》《英雄》等关于基因改良体裁的影视作品,这种焦虑并非杞人忧天。
荷马史诗中的有一个故事,智慧过人的奥德修斯为了不被海妖动听无比的歌声迷惑,用一条锁链将自己绑在航船的桅杆上,最终避免了坠海身亡的噩运。当我们面对像“定制婴儿”这类重大的科技突破时当然不能做个因噎废食的愚人。可是面对它所带来的诱惑时是不是也同样有必要像奥德修斯那样,需要一条自缚的锁链来避免一时冲动所招致的灾祸?而打造这条锁链最好的材质就是警惕和敬畏:面对科技革新时所应有的警惕态度与面对人类生命时所抱持的敬畏之心。
多样比完美更重要
《诗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任何事物都有其自然规律,不要轻易破坏这种规律。在这方面,人类有很多前车之鉴。
比如,随着代乳品的出现和剖腹产技术的发明,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人工喂养和剖腹产。这种现象在短期内没有发现什么缺点,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公认自然顺产是人类繁衍进化的最佳模式,母乳是婴儿的最佳食品。严格来说,实际上没有任何代乳品是真正安全的。母乳喂养的孩子在生理、心理发育上都要优于非母乳喂养的孩子,并且成年之后的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发病率也明显降低。而剖腹产会使孩子丧失第一次“锻炼”的机会,增加某些疾病的发病率。母乳喂养和自然顺产对母亲的内分泌平衡、产后恢复也大有好处,母乳喂养还能大大降低母亲患乳腺癌的风险。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单纯用母乳喂养婴儿6个月,6个月后在继续母乳喂养的同时适当添加辅助食品,并号召各国将婴儿纯母乳喂养率提高到80%以上。根据2002年的统计数据,中国4个月内婴儿的母乳喂养率城市仅为48.7%,农村也只有60.4%。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普通医院,剖腹产的比例不应该高于10%,但中国剖腹产比例却高达50%左右(局部地区甚至超过70%)。人工喂养和剖腹产比例的增高,威胁到中国下一代的整体素质,并额外增加生育和养育成本。
喂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改变已经对人口素质造成负面的影响。而基因选择则影响生命的最初始阶段,更需要格外慎重。完全排斥新技术是不现实的,但是需要提前制定非常严格的相关法律,不要再次让“非常态”变成“常态”了。
中国在基因选择上已有教训。1980年之前中国出生性别是正常的。但是随着人工选择基因现象的增多(中国各地均有规定禁止非法鉴定胎儿性别),性别比急剧攀升,由此导致的婚姻问题将可能显性化。
“无癌宝宝”其实与性别鉴定一样,只是产前诊断,没有涉及到基因工程。而2007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和日本东京大学利用基因重组技术,成功地将人体皮肤细胞转变成了干细胞。这项技术在给很多疾病的治疗带来美好前景的同时,也可能给今后人类生殖带来一场革命(比如人工设计最佳基因组合的胚胎)。
受精卵之所以能发育成一个完整的生命,就是因为它有多方面分化潜能,是全能干细胞。受精卵分化成成体干细胞之后,就不能发育成完整的生命了,而只能定向分化出特定的细胞和组织(如心肌、骨骼)。
人类基因库的多样性,是人类能够永续繁衍的重要保证,使得人类社会具有“全能干细胞”功能,既能“分化”出科学家“袁隆平”,又能“分化”出歌唱家“宋祖英”,组成一个完整社会,能够适应于多种生存环境。某些基因对于个体来说是“有害基因”,但是对于人类基因库来说却是“有益基因”,对于维持人类基因库的多样性非常重要。对人类基因库来说,Richest(丰富)比Fittest(完美)重要。一旦定向基因选择,将使得人类基因库由“全能干细胞”变成“成体干细胞”,人类社会难以永续发展。如果大家都将孩子定制成姚明,那么今后谁看篮球?谁从事工农业生产?谁从事科研?
时代不同,“高素质”的标准也不同,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患有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28岁之后就在轮椅中度日,后面连说话都需要电脑语音合成器协助才能完成。但谁能说他不是“高素质”?带有“有害基因”的个体,可能同时也带有一些“优秀基因”,将这些“有害基因”筛选掉的同时,也将一些“优秀基因”筛选掉了。如果当初霍金的父母有条件进行基因筛选,这位“现代爱因斯坦”能够诞生吗?
歪竹子生直笋,带有“不良基因”者的后代不一定不优秀。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的母亲就是死于卵巢癌,终年53岁。假如她这种卵巢癌也是因为“有病基因”,而她父